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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落实“金融十六条”在行动 银行业支持房企授信金额已超5.4万亿元******

　　记者 杨 洁

　　2022年11月份以来，“金融十六条”的推出以及三支箭的加速落地，都得到了市场的迅速响应，多家银行同房企签署了意向性授信协议。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1月9日，至少已有105家银行向188家房地产企业提供意向性授信，总额度约54629.33亿元。

　　近日，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特别强调，要落实“金融十六条”措施和改善优质头部房企资产负债表。

　　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是近段时间多项重要会议一再强调的任务。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银保监会官网显示，2022年12月份，郭树清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要求“满足房地产市场合理融资需求，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改善优质头部房企资产负债表”被多次提及，体现出了稳地产的决心。其中，政策所惠及的主体是“优质头部房企”，意味着政策是有选择性的，保护稳健经营的企业，淘汰无序扩张的企业，促进形成良性的房地产市场。

　　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雒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通过对优质房企释放流动性，不仅有助于帮助头部企业度过危机，也能通过头部房企的改善引导市场预期。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模式主导，银行信贷是各类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对房地产企业而言，开发贷是进行地产施工和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房企信贷融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记者了解到，由于当前大多为协议授信，具体授信情况还需要商业银行与房企根据情况进一步落实。雒佑表示，“在信贷投放方面，当前要集中解决和防范化解停工衍生的相关风险，帮助地产开发商摆脱资金困境，保证房地产行业‘活起来’，达到‘保项目+保优质主体’的目的。此外，在因城施策背景下，后续在项目及主体上配合政府及地方继续提供更多的金融和信贷支持，比如提高对房地产商信贷敞口的容忍度，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

　　在明明看来，后续银行在投放信贷前应对企业的财务、经营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降低违约风险。同时，银行也应该对信贷资金的使用进行约束，结合房企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支持，确保资金流向最紧缺的薄弱环节以及重点项目，防止资金滥用。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表示，2022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新增贷款占各项新增贷款比例仅为4.7%，而2021年同期是18.1%，房地产新增贷款增速明显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水平。2023年，金融机构继续落实“金融十六条”，改善优质头部房企资产负债状况，随着银行授信的落地，房地产贷款投放将明显提速。此外，优质头部房企在发债及股权融资等方面，也将继续得到支持。

　　明明预计，今年个人住房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都将比2022年小幅扩张。个人住房贷款方面，一是商品房销售增速将在2023年逐步回正，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二是房贷的早偿现象可能会较2022年有一定缓解。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将使今年个人住房贷款规模趋于增长。房地产开发贷款作为稳定房地产市场融资环境的“第一支箭”，2022年下半年已经开始逐渐发挥作用，预计2023年将对房地产企业提供更大的支持，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23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有望见底回稳，对GDP增长的贡献也有望由负转正。”雒佑表示，接下来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满足购房者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方面或将进一步发力，在地产转型方面则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市场、地产代建等新发展模式，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放。可以说地产投资已经迎来政策“应出尽出”阶段，2023年也会成为拉动国内投资的主要动力。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