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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乓撤出春节档 票房能否绝地反击******
1月25日晚，仅仅上映两日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下简称《中国乒乓》)宣布撤档，从初五(1月26日)开始调整为小规模放映，延期至2月17日正式上映。截至25日晚间，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超过4200万元。对于撤档原因，出品方在公告中表示：“因宣传发行团队在决策、筹备、推进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致使影片在春节档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
《中国乒乓》的改档，能够给该片带来一线生机吗？1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电影集团高管、资深影视人以及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业内人士。他们均表示，在春节档《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势头强劲的情况下，该片如果不撤档，票房大概率难以抢占市场份额。新档期能否带来转机，也要看档期是否有可遇不可求的“窗口期”。但2月的电影档期已相当密集，《中国乒乓》新档期仍面对不少压力。
挺进春节档
经历改档后再撤档
电影《中国乒乓》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蔡宜达、丁冠森、孙浠伦、阿如那等领衔主演。影片取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乒男队低谷时期的故事。面对内外质疑，主教练和教练组坚持大刀阔斧改革，不被看好的“男乒新五虎”发挥各自优势，终于在1995年世乒赛上演精彩的绝地反击，重新夺得男团冠军奖杯斯韦思林杯。
事实上，《中国乒乓》的公映之路就有波折。该片原定于农年兔年大年初一上映，却因故临时改档，后改为大年初三上映。也就是说，在春节档最宝贵的前两日，《中国乒乓》只能“围观”《满江红》《流浪地球2》《无名》等影片的上映，将票房拱手让出。在此前几日，该片导演邓超、俞白眉带着主创团队举办了多场观影会，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在豆瓣评分中获得了7.0分。
错峰上映，待春节档其余影片口碑确定后，《中国乒乓》如凭借好口碑发酵去吸引票房，也确实是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然而，影片上映第二天的1月25日，影片官方微博发文致歉：“因我们宣传发行团队在决策、筹备、推进工作中存在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致使影片在春节档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同时，片方宣布影片将改为2月17日“绝地反击”，并称赤诚不变，热血不减，“你我会相遇”。截至25日晚间，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超过4200万元。
为何要撤档？
对手太强只能撤退
改档后再撤档，能给《中国乒乓》带来一线生机吗？资深影视人郑叶曾担任电影《英雄》《龙门飞甲》等项目的宣发工作。他告诉记者，多数情况下一部电影更换档期，主要是考虑当下的电影环境下影片能不能挣到钱，“如果这个时候觉得不能挣钱，或者挣钱少了，那肯定就要撤档了。”在郑叶看来，今年春节档的态势，不利于《中国乒乓》挤占市场份额，“今年春节档主打的是两部片子：《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无名》也紧跟其后，而春节档一般来说主打的影片能达到两部到三部，也就是普通观众在春节档期愿意2-3次进入电影院。《中国乒乓》会有一个潜在的认知，片方认为该片应该能够挤进主打前三，而按照传统概念来讲，该片应该有一定的票房份额。”
不过郑叶也表示，到目前为止，《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的票房口碑非常强，未能给其他一些非头部影片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乒乓》的撤档就不难理解。郑叶分享自己过去发行的经验说：“发行片子时，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片子过硬，那么一定是把档期放在大年初一。而如果觉得影片质量不够硬，放在大年初一会容易被其他影片压制，影响排片和票房，这时档期就得撤。”在他看来，《中国乒乓》之所以在大年初三上映，主要想集中火力在后半程发力吸引更多人来看。“逻辑上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两部头部影片至少有一部片子口碑没起来。但现在《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两部影片都很硬气，实力口碑不断往上飙升，这个时候你只能是退了。”
撤档迎转机？
有合适的窗口期是关键
成都电影集团副总经理柏翮表示，像《中国乒乓》这样上映了之后再撤档的电影是罕见的，“我印象中上一次应该是2018年的电影《阿修罗》。而在春节档，应该是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宣布撤档？柏翮说，撤档也是影片的无奈之举。从影院的角度来看，不管该片撤不撤档，它的票房都已没法挽救了，“因为1月24日晚猫眼预估该片第二天的数据好像是票房要达到几千万元，但实际上才卖了几百万元。从影院的角度来说，不管它撤不撤档，都不会再排片了。”
1月20日(大年二十九)，《中国乒乓》在30个城市举办超4000场大规模超前点映，首度与全国观众正式见面。在柏翮看来，大年二十九这一天，很多人基本上都放假了，这种情况下推出点映场并不明智，“大年二十九、大年三十基本是没有什么票房的，尤其是我们6家影院给了《中国乒乓》点映，4家影院一张票都没有卖出去。”柏翮说，这样的点映成绩，也让影片的神秘感消失，直接影响到大年初三该片正式上映的影院排片。
目前该片已经撤档，并预告将于2月17日“绝地反击”。但2月的电影档期也非常密集，不仅有《黑豹2》《不能流泪的悲伤》《毒舌律师》，还有同样定档2月17日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风再起时》。《中国乒乓》撤档能否带来一线生机？柏翮认为，除非该片能够找到一个窗口期，“因为它上不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片子的表现了，除非是它换一个时间，没有任何片子，没有任何竞争对手，选了一个非常好的档期——没有其他片子排，只能排它。就跟前几年的《前任攻略3》一样，当时片方预期也没那么高，选了一个淡季，但是那个时段没片子排，结果足足放了两个月，然后卖到了近20亿元。”但柏翮也表示，今年这样的窗口期很难找到，“因为电影行业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了，很多没有上档的片子都会陆陆续续择期定档。”
一位电影发行工作人员称，自己对于《中国乒乓》的新档期也感到担忧，“2月17日当天有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罪案题材电影《风再起时》……我在跟同事讨论《中国乒乓》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档期，到时候面临的压力也不小。”
1月27日凌晨，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总票房已达60.40亿元，超过2022年春节档总票房60.39亿元的成绩，成为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位。《满江红》《流浪地球2》《熊出没·伴我“熊芯”》目前分列春节档票房榜前三，《满江红》更是成为今年春节档首部票房过20亿元的电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1月28日 A15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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